会上，调研组领导与省直机关及党政干部、企业家进行深度访谈，全面了解各地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亲”“清”新型政商关系重要讲话精神的基本情况、工作举措和实际成效，广泛听取党政干部和企业家及商会负责人对推动“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构建的思考和建议。
长沙市工商联彭继球主席向调研组汇报了长沙市工商联在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做法。一是加强对3月4日习总讲话精神的学习，开展全市大会学、领导带头学、区县巡回学等丰富多彩的学习宣传活动。二是开展了政企恳谈排忧解难、科交会专场、民企大走访、三联三促等系列活动。三是通过会员服务中心、民间金融服务中心、仲裁调解中心和虚拟产业园等五大平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长沙新振升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段军如受邀在会上作了《把握“亲、清”的政商关系，提振企业家精神，做到坚信五种力量》的主题发言，从道德哲学、文化渊源、政治经济等方面表达了对当前新型政商关系的深刻认识，并从政商关系与商业伦理、现代企业经营伦理范式、亲清政商关系顶层设计和标准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其发言结合当下，继承传统，紧扣时代，受到黄荣副主席与各级政府领导及各界社会人士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
习总书记3月4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议上提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后，引发了社会及学术界的广泛共识与探讨。北京大学发布《新型政商关系报告》中给企业家提出了七点建议，中国人大毛寿龙教授总结了四种类型的企业家与官员如何交往以及“亲”、“清”边界如何把握问题。两会后，长沙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第一时间组织我们非公经济人士进行了反复宣贯与交流座谈，本人也与会谈了《把握“亲、清”政商关系，提振企业家精神，做到坚信五种力量》的体会，借此机会，特向全国工商联黄荣副主席一行各位领导作个汇报，不当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中国几千年历史渊源中，官商关系似乎存在这样一种宿命，不官商勾结就做不大，官商勾结到一定程度又必死无疑。为破此魔咒，有人提出要敬鬼神而远之，有人提出要若即若离，有人提出要接触而不接近，有人提出要接近而不亲近，有人提出要见好就收，始终在一种把不准、摸不透的状态中摇摆，没有好的预期与长远打算，缺乏定见与定力，尤其是当今社会中由于铜臭味、土豪气所带来的社会仇富心态下，在“苍蝇老虎一起打”过程中揭发权钱交易的财富原罪引发公愤的形局下，以及受前期资源配置中“国进民退”所带来的隐忧下，很多民营企业家方向不明，信心不足，把握不定，甚至出现移民潮和资金外流，政商关系处于一种雾霾状态中。
此次总书记将“亲诚惠容”这一新外交思想的“亲”和“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一纪律要求的“清”，作为政商关系提出，讲得既通俗易懂又透彻辩证，有很高的政治智慧和思想境界，是在为政商两界安身立命、修身行道而格物正心、明德正性，用佛家的话讲叫“明心见性”。“亲”、“清”政商关系的定位，如同孔夫子在《诗经》中描述男女情感的伦理一样，要“发乎情，止乎礼，乐而不淫”，套用到总书记的话里，叫做“发乎亲，止乎清，合而不私”。民企和政府既要亲近、亲和，又要清廉、清白，既要亲如一家，又要鱼清水白，庄子言“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总书记讲的“亲、清”的政商关系就是正如庄子所言，要君子式，杜绝小人式，也就是说要做到“动机至善，私心了无”。
中华文明来源于农耕文明，历来重农轻商，一直未能形成良性的政商关系与商业伦理，日本涩泽荣一通过《论语与算盘》的辩证统一带来了日本明治维新过程中实业的迅速崛起，西方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贯通一气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和繁荣发展，我们相信习总书记“亲、清”政商关系的提出能够将义利融合一体，是中国智慧的现代企业经营伦理范式，必将释放出中国经济繁荣发展的巨大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国经济引擎持续领跑全球。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提出，对我们民营企业家有了更高的人格精神要求，我所理解的这种人格精神的本质就是创业精神，创新精神，创造精神，担当精神，责任精神和奉献精神，是论语与算盘的统一，是士魂商才的合体，是立德立言立功的表率，落实到具体企业经营中就是要为员工创造实惠，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团队创造平台，为企业创造进步，为资本创造回报，为社会创造就业，为市场创造繁荣，为政府创造税收，为人类创造文明。本人认为要把握好“亲、清”的政商关系，提振好企业家精神，要做到坚信以下五种力量：即一，坚信中华文明的持续生命力；二，坚信党和政府的强大领导力；三，坚信市场的最终决定力；四，坚信未来的巨大牵引力；五，坚信企业家的无限创造力。
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大部分都是社会精英，都有良好的道德良知和职业操守，都想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做人，都不想当高危人士。《尚书》言：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当下怎样才能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本人认为，一，要将“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从理念层面深化到理论层面，将共识变成文化与伦理，将理念变成实操与行动，将理论落实到机制、体制、与制度当中，并使之成为人们的行为习惯与社会风尚；二，要进一步厘清政商边界，落实“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让政商两界清晰对标，真正让企业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把市场无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有效合拍地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将制度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切实贯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让企业凭真本事赛出水平、赛出业绩，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从根本上扭转企业的创新速度阻挡不了假冒伪劣的速度，企业生产经营盈利不如资源套利、资金套利、关系套利的这样一种社会恶习；四，在强化公务员的道德水准与法律规范的同时，从制度上解决政府对公务员体制性欠账问题。张五常认为，公务员的灰色消费和灰色收入，即红包礼金、请客吃饭是对公务员的一种收入性的补贴，也是一种隐形激励，要通过高薪养廉建立与公务员的责、权、利相适应的激励约束机制，有效解决富了和尚穷了庙的问题，让公务员能够做到亲不避嫌、清而愿为；五、要通过法律和制度的修订完善，切实减轻企业的税费和生存成本，让企业轻装上阵。民营企业承担了很多社会化变革企业化负担的成本，如环保、社保等，要通过制度性地减税减负，以及公平资源配置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瓶颈问题，让民营企业不必通过偷税漏税、违法行贿等歪门邪道就能够获得公平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当下经济生态中的行业现状是“硬不如软，吃不如喝，实不如虚”，要确保经济运行的健康有效发展，政策上应向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