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和“印度制造”正展开新一轮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中国台湾的富士康8月8日在印度签约，它到印度投资设厂的计划变为现实。
富士康上周六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政府签订协议，将在未来五年投资50亿美元在该邦建设电子设备制造厂。
随着中国制造产能过剩现象加剧、人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变化，一些制造企业渐渐开始将部分工厂转向印度等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在这股迁徙热潮中，印度会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么？
大转移
在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孟买(Mumbai)签订协议后，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和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长德文德拉·法纳维斯(DevendraFadnavis)共同宣布了投资的消息。
郭台铭说，富士康将寻找当地的合作伙伴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兴建已经规划好的工厂。富士康的客户包括苹果、黑莓、小米以及亚马逊等。
8月4日，郭台铭还在新德里表示，他有意在印度其他邦兴建制造工厂并寻求可能的合作机会。
目前，印度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智能手机市场。不管是苹果，还是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都希望从印度快速增长的智能手机市场中分得一杯羹。
小米手机一直想抢滩印度市场，业内猜测，富士康在印度的工厂会否首先为小米在印度销售的手机代工。对此，富士康的新闻发言人8月9日尚未做出回应。
将中国的工业能力输到海外，是大势所趋。TCL集团董事长兼CEO李东生今年3月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曾透露，TCL今年将在巴西和印度建立自己的工业能力。
李东生告诉本报记者，现在一部手机中国生产的成本低于巴西，但巴西关税高，印度的关税也高。在当地建工业基地，有利于进入当地市场，印度有12亿人口，巴西有3亿人口，市场潜力大。而且，发达国家从巴西、印度进口的关税，低于从中国进口的关税，所以海外基地还有助于TCL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接下来，TCL还将在俄罗斯、非洲建工业基地。
“到海外，不只是生产，要把品牌、服务能力也建立起来。”李东生建议，国家在“一带一路”的国际战略中，不仅要支持资本输出(资源及基建项目)，更要支持产业输出(中国企业国际化)，支持将我们的工业能力、产品技术能力、品牌渠道能力在当地扎下根来。
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已经得到友邦印度的支持。今年，印度总理莫迪到中国西安参观，受到模仿唐朝迎接国宾仪式的礼遇，莫迪跟兵马俑合影的照片让人记忆犹新。
其实中国的制造业成本也是比较低的，起码在人工上同发达国家无得比，主要的是人口红利消失，企业要负担的政府的行政成本过重，税收也不能减轻轻企业的负担，体现在每百劳动人口要养多少公务员，医疗及养老是否全民保障，教育，医疗占税收的比例等等，还有就是现在各地政府都主打土地经济，大力发展房地产刚性地提高了制造业的成本，土地经济是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地卖了就没有了，而且土地也不能创新，产生新的价值！资本都是逐利的，制造业也一样，只会流向更低成本的地方！
中国制造业压力
印度承接全球软件编写外包的业务世界闻名，“印度服务”与“中国制造”都扬名海外。不过，莫迪现在也想树立“印度制造”的名声。《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今年3月到德国采访汉诺威电子展时就发现，印度特地在当地媒体为“印度制造”打广告。莫迪也想引入中国的投资，积极发展印度当地的制造业。
中国目前产能过剩，鼓励中国企业到印度等地设厂，既可以消化过剩产能，又有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在这一点上，中国、印度可以实现互利共赢。
事实上，中国制造的成本正逐年上升。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的调研数据显示，“中国制造”成本已接近美国。该报告分析了全球出口量排名前25位的经济体，以美国为基准(100)，中国制造成本指数是96，也就是说，同样一件产品，在美国制造成本是1美元，那么在中国则需要0.96美元，可见双方的差距已经极大地缩小了。
该报告认为，中国的制造业面临很大压力。10年前，中国的制造成本低，而如今成本却水涨船高。原因有三：一是因为中国工人的薪资提高了，中国从2004年的4.35美元时薪涨到2014年的12.47美元，涨幅达187%。二是汇率，2004年至2014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了35%。三是能源成本，中国的电力消耗，从2004年的7美元/千瓦时上升至2014年的11美元/千瓦时，而天然气成本则从5.8美元/百万英热单位升到13.7美元，涨幅138%。
如何处理好印度制造与中国制造的关系，将考验中国企业的智慧。继松下、三星、LG等日韩企业之后，中国企业也热衷于到印度设厂，利用印度的低劳动力成本，积极开拓印度市场；另一方面，中国的工厂也在不断提升生产效率，包括引入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同时不断增强研发能力。在向印度输出工业能力之时，提高中国制造的附加值，相信才是中印制造业竞合的良好选择。
“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遍及全球，中国拥有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是，世界对“中国制造”毁誉参半，中国对自己的“世界工厂”地位褒贬不一。
据称，在国际上将中国称为“世界工厂”的说法最早源自2001年日本通产省发表的白皮书。再往前追溯，英国、美国和日本以其强大的创新和制造能力，也曾先后扮演过“世界工厂”的角色，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各种产品、机器和设备。英国于19世纪中期成为“世界工厂”，它创立了以蒸汽机为动力、分工合作与规模生产的近代工厂，掌握了国际分工的主动权，是全球制造中心和财富集散中心。
类似英国，美国也是通过执新一轮工业革命之牛耳而成为“世界工厂”的。美国用一系列知名品牌来标识自己“世界工厂”的地位，创立了“泰勒制”与“福特流水生产线”，奠定了现代工厂的基础。战后的日本则是通过“重化学工业化”、“加工贸易立国”和“技术立国”，成为新兴的“世界工厂”。它不仅实现了企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如“丰田模式”，还实现了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的革命，即所谓“日本式经营”，如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和企业内工会等。
就英、美、日的历史经验来看，“世界工厂”一般应具备这样一些条件：该国的工业生产能力、研发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已位于世界同类企业和行业的前列；工业品出口额必须占到世界总额的较大比例，能影响甚至决定世界市场的供求关系、价格走向及未来市场的发展趋势；该国的工业生产不仅为世界大规模地提供各类物品，而且为世界贡献了批量科学技术及全新的管理经验，使世界工业文明跃上新的台阶。
可以说，与昔日“世界工厂”相比，当今中国的“世界工厂”无论从质还是量的方面衡量都仍有相当大的差距。“Made in China”长期以来似乎是廉价产品的代名词。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比例很低，诸多行业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超过50%，而作为前“世界工厂”的美国和日本，这一比例却仅占5%左右。很多无自主品牌、无自主设计、无核心技术的“三无”中资企业，仅靠代工生产来赚取微薄的利润。
以芭比娃娃与iPad这两个极具代表性的“代工产品”为例。世界上大部分芭比娃娃都由中国制造，若以10美元一个售价来计算，拥有该品牌的美国获利8美元，而中国企业只能拿到35美分的加工费。标有“Made in China”的iPad在美国最低售价约499美元一台，但每卖出一台iPad，富士康和深圳工厂仅得9美元。由代工芭比娃娃到代工iPad，“中国制造”的代工技术显著升级，但中国从中获取的毛收益比重却在下降。
在国际分工体系的角逐中，昔日“世界工厂”英美日占据国际分工链的高端。作为今日“世界加工厂”的中国，既要瞻“前”还要顾“后”。“前”有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与技术鸿沟；“后”有印度、墨西哥与东欧等地的成本追兵。中国必须思变，实现由“中国制造”上升到“中国智造”，从“世界加工厂”转变为“世界创造基地”。“中国智造”名声鹊起
除了生产足球周边产品，本届世界杯上还有许多“高大上”的“中国智造”。
比如，世界杯的两座著名球场，国家体育场和潘塔纳尔体育场，主导其改建工程施工的，是中国三一重工的起重机。球迷进场时的安检设备，也大部分是“Made In China”——中国企业同方威视，为世界杯提供了近600台先进安
检设备，在世界杯的12个举办场馆中，有9个球场的安检设备都是他们的产品。
世界杯期间，“中国牌”地铁将为巴西的城市分担巨大的交通压力。在巴西城铁车辆全球招标中，中国的北车长客以优质的技术和合理的价格，力压西门子、阿尔斯通等国际一流轨道交通装备企业中标。在巴西里约热内卢，114辆1A线地铁列车、124辆EMU电动车组，全部由北车长客研制。
为了世界杯，巴西还专门从中国引进两辆混合动力大巴车，编入公交车队，赛事期间，负责运送全世界的客人。
从南非世界杯的座椅、安全套，到巴西世界杯的LED产品、地铁、安检设备，短短4年，“中国制造”逐步摆脱了产量大、质量差、技术含量低的名声，开始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升级。
